自从去年12月中国政府放弃“清零”政策以后，过去三年来中国经济因疫情而受到的压制解除了。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界都盼望着今年的经济形势能迅速好转。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圈和欧洲也有不少经济分析师相信这一点；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开始得到修复，也带来了扩大对华出口的期望。但是，今年第一季度过去后，中国的经济景气似乎依然欲振乏力。北半球大自然的春天，似乎并没唤回中国的又一轮经济“春天”。笔者在此文中从社会层面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社会经济的几个现象。
最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一份就业市场调查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国在城镇就业的职工总数为4亿人（不包括农民工），其中8400万是所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是指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报告一发表，便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轮关注。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上，边缘化就业的比例非常高，这不是经济繁荣的标志，而是经济艰难的特征。
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员4亿人当中，如果把所有就业人员简单区分，其中一部分在公营机构上班，另一部分则为私营机构工作。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显示，2022年公营机构的员工是1亿7千万，其中政府相关部门2千万，文教卫生机构4千万，建筑业2千万，制造业4千万。由于目前财政吃紧，公营机构正在压缩编制、裁撤人员、降低薪资津贴；国务院要求今年国家机关一律裁减人员5%。
中国就业年龄的人如果不能挤进公营机构，就只能在私营机构就业。从这4亿城镇就业人数里，扣除公营机构的1亿7千万人，在私营机构就业的是2亿3千万人。在这2亿3千万人当中，现在有三分之一靠送外卖、送快递、开网约车为生，属于在车轮上幸苦求生的人。
青年人都希望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有公司上班，有固定的薪水和福利，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愿望变得越来越难了。家境普通或者贫寒的青年人，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临时性、边缘性的工作，来挣一份幸苦钱糊口。不管是送外卖、送快递，还是开网约车，都不可能一单接着一单，而是有一单没一单，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没有保证。虽然总工会把这样的就业者美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际上，这八千万人是在半就业和半失业之间挣扎，收入微薄，勉强生存。
二、失业普遍化，下乡成出路？
4月13日上海的社交平台“篱笆社区”上有人公布了一组内部数据：目前上海市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就业率32.8%，其中应用研究型院校的平均就业率更低，只有22%；也就是说，失业率高达七成以上。以上比例包括了毕业的研究生，若单看本科毕业生的话，全上海大专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只有24.1%。用这个比例推算全国的情况，每年中国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可能高达7百万人以上。
中共的地方财政已经全面赤字，债务沉重，今年除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人員编制统一裁减5%之外，各省市也要自定比例同样裁减。对地方政府来说，砍当地的公务员职位自然很痛苦；在财政缺钱的不得已状况下，它们就开始裁撤过往雇佣的大量編外人員，不少地方的编外辅警和城管因此纷纷被裁。
大学毕业生最渴求的就业管道——考公务员——这条路，基本上不通了。企业不聘人，政府在裁人，中国的几千万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常态。最近，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提出了一个城镇青年下乡谋生方案，名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3年行动”。按照这个计划，到2025年底要号召10万城镇青年下乡就业。农村的青年人在家乡无法谋生，纷纷进城打工，那城镇长大的青年人，如何到农村去务农谋生呢？
本来，有大学学历的青年人，是职业市场上最收欢迎的就业群体，但在今天的中国，反而是年青的大专毕业生求职无门。很多人为了有一口饭吃，高学历低就的情况屡屡出现。而很多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失业后，既找不到工作，又没钱租房住，只好在城市里流浪，晚上睡在桥洞里。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居然向晚上睡桥洞的流浪者每晚每人收5元“流浪过夜费”。
当家境贫寒的青年人处于就业无望的状态下，有人便选择了自杀轻生。4月4日在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国家公园，四个来自不同省市的青年（22到33岁）事先约好集体自杀，他们超量服下比致死剂量多十倍的毒药，然后在剧烈的腹痛中跳崖自杀。4月22日四川什邡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三个23岁到30岁的男女青年，分别来自四川、福建和河南，在蓥华镇的一个林场里集体服毒身亡。青年人不是到了实在走投无路、生无可恋的境地，是不至于走到这一步的。
三、“全职儿女”：中国流行新“职业”
近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青年16到24岁人口的失业率高达20%；不但每年毕业的1千多万大专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而且在欧美澳留学回国、拿到国外硕士学位的青年人，同样不容易找到工作。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统计公报说，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比2021年减少842万，是60年来首次下降。
青年人到了工作年龄，或者去求学，或者去打工，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在中国，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全职儿女”。这是失业青年当中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社会现象。当青年人失业率偏高的时候，有一批父母家境尚好的大龄“宝宝”，就在父母身边“躺平”了。这种状态过去被视为“啃老族”，现在社会上认为，这属于一种新的“职业类型”，即“全职儿女”。
“全职儿女”住在父母家，吃喝不愁，甚至有的父母还以儿女照顾自己为由，给待在家里的成年儿女发“工资”；而且以自由职业者的名义，为“全职儿女”缴纳社保金、医保金。这些“全职儿女”有的拿了钱照护家中老人；有的人父母尚处中年，无需照护，“全职儿女”的所谓“就业”就是陪父母聊天讲话而已。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就业人数的时候，总有几千万“就业者”不属于任何机构、任何行业，其实，他们多半就是“全职儿女”。“全职儿女”成为新名词，当然不是社会进步了，而是经济不景气的社会反映。
四、“走线”：冒死偷渡六千里
当国内生存艰难时，一小部分中国人在考虑离开母国。去年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衷于讨论“润（run）”，就是个前兆。有个段子说，北京有三个地方永远在排队：寻求更好生活的在美国大使馆排队、被彻底洗脑的在毛主席纪念堂外排队、被肆意凌虐的在国家信访局外排队。
其实，第一种人未必都去美国大使馆（当然也包括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大使馆）申请签证，能得到签证的，多半都拥有知识或财富；而不容易申请签证的，则可能直接冲到美国边境去排队。最近《华尔街日报》、《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组相关报道，大批中国人选择南美作为偷渡美国的中间站。
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德克萨斯州州长办公室3月24日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指出，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遭遇了4300名来自中国的非法边境穿越者，其中仅2023年2月就超过1300人，比上个财政年度增加900%。显然，中国的非法移民潮正方兴未艾。
他们为什么选择南美洲做中间站？其中有个特殊原因，即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是该地区各国中唯一给中国护照提供落地签证的国家，于是厄瓜多尔就成了中国这一波偷渡潮最火的路线，偷渡者的最终目的地都是美国。很多中国人都找关系在厄瓜多尔办假商务邀请函，然后从中国出境，辗转飞到厄瓜多尔。
接下来的偷渡行程就非常艰苦危险了，在中国，这条漫长的偷渡管道被称为“走线”。从南美洲北部的厄瓜多尔到美国边境，约有3千多公里，沿途要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共七个国家。偷渡者没有这些国家的签证，不见得能搭乘飞机；若从陆上前行，这段漫长的旅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热带丛林、毒枭、黑道、游击队的各种地盘，随时有危险。
在这条漫长的路途中，他们可能会坐长途汽车经过城市，但也要在泥潭里一步一步趟过去，拉杆箱当然是不能用的。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达连隘口（Darién Gap），此处被称为南美最险峻的雨林，未经开发，没有任何公路；靠哥伦比亚的一侧是泥沼湿地，要穿过泥泞和湍急的河流，而靠巴拿马的一侧则是毒蛇盘踞的热带丛林。这个隘口也是黑帮走私毒品的小道，整条路线危机四伏。国际移民组织2021年曾在这段路上至少发现了51具尸体，实际死亡人数更多。
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到底有多少？据巴拿马政府表示，去年1月到2月，过境巴拿马的中国非法移民只有71人；但今年1月到2月，借道危险的Darien Gap峡谷丛林、进入巴拿马境内的中国非法移民已达到2200人。而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查获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比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数据高出很多。
这样的偷渡旅程并非自由行，而是要靠走私犯罪集团的安排才能完成，为此每人要向走私集团支付3万5千到5万美金；偷渡者自己还得准备大笔现金，来应付沿途开销和打点各种人。这些偷渡者并非中国最底层的打工仔，因为打工仔不会有这笔钱；能为一家子大人小孩拿出这笔偷渡费用的，其实在中国属于中产阶层的中低部分。
然而，这些非法移民历经艰险，到了美国边境，前面也不是幸福大道。美国纳税人并没有能力养活全世界的非法移民，这些逃离中国的难民们，后面的生存之路仍然非常艰难。
中国是一幅大画卷，不同阶层的人从中看到的中国印象，可能截然不同。而社会上出现的“轮上工作”、毕业即失业、“全职儿女”以及冒死“走线”等等现象，都是中国经济社会现状不同侧面的剪影。
作者：程晓农，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旅美学者。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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