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香港”背后的港人身份认同危机

他在一座地处一隅的岛上监狱关了一年有余,但梁天琦,这位戴着眼镜的28岁囚犯,是香港动荡、无人领导的抗议活动中近乎指明灯般的存在。

Soul Searching Among Hong Kong Protesters After Chaos at Airport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梁天琦创造出了抗议者呼喊最多的口号,对中国来说,也是最具颠覆性的口号;他倡导了这场运动中一些较为粗暴的策略;在避免香港成为又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城市而进行的斗争中(已进入了第10周),他道出了处于斗争核心的身份政治。

6月,对于香港政府允许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将疑犯引渡至中国大陆的计划,公众的愤怒点燃了抗议活动。此后,抗议活动充满了对高到离谱的房价、不公正选举及警方被指存在暴力行为的不满。

但这场运动的根源在于自英国1997年撤出以来,港人身份发生的巨大变化,这让梁天琦一代中的大多数人拒绝接受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并且坚持在他们看来自己独特的、完全不同的身份。

“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20岁的陈嘉宝(Kapo Chen,音)说,她是一名学生,参与了在香港机场举行的抗议,“当然了,我留着中国人的血,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她的背上别着一张纸,纸上印有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对抗议运动的最大贡献: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如今被涂在了香港各处的墙上,由那些在周二让机场陷入混乱、身着黑衣的抗议者大声喊出。他们也在香港四处举行的秩序井然的集会上呼喊出这个口号。
Hong Kong's best-known independence activist Edward Leung.
Hong Kong's best-known independence activist Edward Leung. Source: EPA
梁天琦2016年提出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不久之后,他就因为在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被捕,当时他还在参加立法会选举.

然而,对于梁天琦这一说法的含义究竟为何,各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突显出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出现的鸿沟。有人认为这个口号是在煽动分裂中国,也有人认为它只是呼吁人们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观。这座城市由北京支持的政府正在与反对者作斗争,不仅是为了对街头的控制,这种斗争还围绕着香港作为一个地方、一种文化和一个政治实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展开。

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北京方面的官员多次谴责梁天琦的这句口号,称之为搞分裂和推翻“一国两制”的逆反之举。香港正是在“一国两制”下回归中国的。

但年轻的抗议者及其支持者指出,他们使用的“光复”一词的字面意思为“重新带来光明”。他们坚称,这是对香港重新获得自由及公正司法体系的呼吁,他们认为这一体系正在逐步受到侵蚀。

香港立法会议员、抗议活动人士朱凯迪去监狱里探望过梁天琦数次,他说,这位活动人士不像中国宣传机器里呈现的那样,是一个鲁莽的好斗分子,并且在狱中,他一些较为激进的观点已经变得缓和。

与此同时,他将梁天琦描述为“香港革命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还说:“他身上有一种光环,对年轻人来说是偶像。”
朱凯迪现年41岁,他也是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早期倡导者,这一运动着重于维护这座城市的身份感。他从没有赞同过梁天琦的策略,这些策略有时候会转向暴力,但他同意梁天琦的观点:香港必须保有其与众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深深根植于法治、极大自由及本土传统之中。

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观点不仅让共产党感到忧虑,也让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人士感到担心。这些批评人士每年会在香港举行集会,参加为纪念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大屠杀而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
Thousands attend vigil for Tiananmen Square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Thousands attend vigil for Tiananmen Square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Reuters) Source: Reuters
近年来,许多学生群体经过表决已经远离了这个活动,“因为他们不想与中国有任何关系”,并且“专注于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上”,香港出版商鲍朴说。他的父亲是一名自由派高官,在1989年遭到清洗。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爱国主义情绪曾经短暂的高涨,但对中国大陆的喜爱甚至兴趣之后都急剧下降,尤其是在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

中国在西部名义上的自治区新疆严厉打击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加剧了香港许多年轻人的不祥预感。
“很明显,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自由民主的所有理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本土主义运动的人类学家艾伦·谢(Alan Tse)说。“香港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真正的民主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年轻人普遍感到绝望。”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6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受访者中,75%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香港人”或“香港华人”。这一比例较2008年奥运会时的23%和1997年的45%有大幅上升。

年龄较大的居民(其中许多人出生在中国大陆,或者父母是大陆人)对中国的认同感略高一些。但在3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仍有49%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长期以来,中国官员一直意识到存在问题,并要求香港的学校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灌输对中国的自豪感,清除他们眼中的殖民主义遗产。

港英当局担心香港会卷入中国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长期不和,因此试图增强当地人对香港的忠诚,而不是对中国的忠诚。

1967年,殖民地政府围绕着“香港是我家”的口号发起了一场运动,香港发生了共产党精心策划的骚乱和爆炸事件。
后殖民时代的香港政府尝试了各种方式,让港人更多认同中国,包括2012年在北京大力支持下,在学校引入“国民教育”。但在街头抗议之后,它退缩了。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Wednesday, Aug. 14, 2019, protesters offer travelers apologies, aware of the negative image they had presented in scuffles the day before.  (Lam Yik Fei/The New York Times)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protesters offer travelers apologies, aware of the negative image they had presented in scuffles the day before.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在北京坚决反对向抗议者让步之前,梁天琦“光复香港”的呼吁“只是少数人的口号,完全无关紧要、微不足道”,关注中国文化的《遗志》(China Heritage)主编白杰明(Geremie Barme)说。“是香港和北京强硬派的顽固,”白杰明补充说,“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代人的战斗口号。”

北京及其盟友在香港重新搬出来一个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以来从未使用的生硬词汇,谴责示威者是“一小撮暴徒”,必须“坚决制止”,而年轻的活动人士听从香港武术传奇人物李小龙的建议——“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be water, my friend),不断变化他们的策略和信息。

自1997年以来,香港当局在呼吁接受北京新主人的同时,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将这里与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跨境商品和人员流动的增加造成的影响只是让双方的人民更加疏远。

朱凯迪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本土主义”活动人士。他领导了一系列注定失败的运动,阻止旨在让香港在地理上与中国内地更紧密融合的项目,其中包括去年开通的一条通往中国广州的高速铁路。

新的交通连接带来了大量的大陆游客——去年达到5100万人次,其中许多人讲普通话,而不是香港的主要语言粤语。因为不相信大陆出售的商品质量,他们在这里大量采购婴儿配方奶粉和其他产品,从而激怒了许多当地人。

一个名为本土民主前线的团体开始骚扰大陆购物者,发起所谓的光复行动,梁天琦就是该组织的主要活动人士。在有时演变为针对大陆人(一些香港人将其比作“蝗虫”)的丑陋排外运动中,香港殖民时代的港英旗成为了反抗的标识。(一些亲中派做出了同样的回应,本周有一个团体在香港天星码头附近向抗议传单喷洒驱虫剂。)
Protesters occupy the arrival hall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during a demonstration.
Protesters occupy the arrival hall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during a demonstration. Source: Getty Images AsiaPac
支持香港独立仍然是不成气候的边缘思想。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共产党的宣传说辞,借以谴责抗议者卖国,并防止大陆民众对抗议活动可能产生的任何同情。

“很多人向往独立,但99%的香港人认为是不可行的,”7月遭歹徒袭击受伤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与大陆完全不同,”他说。年轻的抗议者“只是不信任中央政府及其在香港的傀儡”。

“他们很愤怒,”他说。

而他还说,这种愤怒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天琦。

梁天琦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更像是一丝不苟的年轻会计师,在去年的庭审中,他巩固了自己作为青年偶像的地位。由于在后来所谓“鱼蛋革命”中的角色,他被判六年徒刑,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因为许多人认为该判决过于严厉,有失公平。

那场革命一开始只是街头小贩和执法者之间的冲突,后者试图执行一项严厉的打击无证商贩新政。冲突后来升级为暴力活动。
梁天琦并没有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承认向警察扔东西,并表示道歉,说他只是想帮助小贩,但“无法抑制愤怒”。许多年轻人觉得他的供认不讳是勇敢和诚实的表现。

除了一群不再抱有幻想的激进青年外,他所在的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力始终不算大。但由于当局对骚乱时常显得无动于衷,激怒了公众,它关于香港正在失去其特殊身份、现在必须做出反击的警言,正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新的共鸣。

“这场运动无关独立。而是为了让香港重新成为自由之地,”20岁的抗议者艾玛·陈(Emma Chan)在机场说。她还表示,梁天琦“并非英雄,但他激发起很多人对政治的兴趣”。

“许多人以前认为政治不重要,”她说,“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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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16 August 2019 9:59am
Updated 16 August 2019 10:45am
By Andrew Higgins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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