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新加坡女性的试管婴儿之旅:海外人士为何赴澳求子?

今年年初,41岁的Olivia(化名)决定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孕育一个孩子,由于超过新加坡相关规定的年龄限制,她选择了到澳大利亚实现这一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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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华人沈睿(左)、生育专家潘欣怡(中)和生育专家郑开元(右)。

要点:
  • 受政策、技术等因素影响,一些海外客户选择在澳大利亚接受试管婴儿服务;
  • 生育专家表示,新冠疫情结束后,接待的海外问诊者数量有所增加;
  • 但由于没有医疗保险,海外就诊者的治疗花费要远高于本地就诊者。
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澳大利亚,为了打卡阳光海滩、可爱的考拉和地标性建筑。

但41岁的新加坡人Olivia(化名)寄希望于在这里实现自己当妈妈的愿望。

在经历了六年异地恋后,她和她的澳大利亚伴侣计划要个孩子。考虑到自己的年龄,Olivia认为体外人工受孕(IVF)是最好的选择。

“(一旦超过40岁)生下健康宝宝的几率会降低。如果能通过试管婴儿疗程来提高成功率,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她说。

但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试管婴儿仅限于已婚夫妇,而冻卵的年龄上限为37岁。这意味着,Olivia无法在当地获得相关服务。

今年年初,她飞到悉尼,开始了自己的试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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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37岁以上的女性无法进行冻卵和后续的卵子使用。 Credit: Yong Teck Lim/AP
除了伴侣在悉尼这一原因外,Olivia说,澳大利亚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PGT-A,又称“第三代试管婴儿染色体筛查”)也是她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因素。

她解释说,PGT-A检测能够在胚胎移植入子宫前,筛查出其是否存在染色体异常。她认为,这对40岁以上的女性尤其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育有健康胚胎的几率“会大幅下降”。

“我在新加坡的医生告诉我……如果不进行检测,就直接将胚胎移植到子宫里,假如胚胎基因不正常,很可能会流产,”她说。

“当然,这并不代表只要超过40岁,就不可能自然生出健康的宝宝。只是这种情况(流产)是有可能的,而我不想冒这个险。”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显示,目前,澳大利亚每18个婴儿中就有一个是试管婴儿。

定时注射排卵针和花费

Olivia于今年五月和七月在悉尼完成了两轮试管婴儿的疗程。

环节之一是注射排卵针,通常需要连续注射12至14天。Olivia说,她需要每天在同一时间注射,但由于工作繁忙,有时,她不得不在公司给自己打针。

“有时我很忙,所以我就把注射剂带到公司,我只能把它们放在公共的冰箱里。”

“还有几次,我不得不在飞机上给自己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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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为一些自身不满足生育条件的人提供了新的希望。 Credit: AP
Olivia说,作为海外问诊者,其花费要比本地人高很多。

“如果你有医疗保险(Medicare)的话,一针(注射剂)只需35澳元,但我要付1000澳元。”

“通常情况下,如果人们只花费35澳元,药剂师就会把结余的一点扔掉,换一支新的。但对我来说,即使一根只剩下100毫升或50毫升,我还是会用,每一滴对我来说都很珍贵。”

第一轮疗程后,她获得了四颗胚胎。但经过PGT-A检测后,四颗均为“基因异常”,这对Olivia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花了2万多澳元,经历了两周半的痛苦,结果却很糟糕。我很沮丧。 ”

今年七月,Olivia进行了第二轮试管婴儿疗程。这次,她获得了七颗胚胎,其中三颗经PGT-A检测为正常。
我如释重负,因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三颗胚胎可以让我至少有一个孩子。
Olivia(化名)

单身女性冻卵:为了拥有更多选择

根据中国的法律,单身女性无法接受冻卵、人工受精、试管婴儿等助孕服务,这导致部分中国女性选择奔赴海外,保留自己的生育权。

墨尔本居民沈睿告诉SBS普通话,她认为这一规定并不合理。

“现在(中国)都开放三胎政策了,未婚女性要冻卵的话还不允许……我觉得这跟它的政策挺违背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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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华人沈睿于今年五月冷冻了自己的卵子,她说,此举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 Source: Supplied
现年34岁的沈睿在墨尔本生活了七年,今年五月,她冷冻了自己的卵子。她说,此举是为了保留生育能力的同时,拥有更多的选择。

“我想找一个我喜欢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是适合跟我组建家庭、并且有责任的,然后我们抚养一个孩子,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想要发生比如说,我六十岁的时候突然想要个孩子,发现我自己不能生了,所以说现在就冻上……就像给自己心里面有个保障一样。”

海外问诊者增加

Olivia是悉尼生育专家和妇科医生潘欣仪(Cheryl Phua)今年接待的海外求诊者之一。

潘欣仪告诉SBS普通话,新冠疫情之后,自己接待的海外客户数量“增长了两、三倍”,其中中国来的问诊者也有所增加。

“Covid之前,我们大多数一个月里面会见一两个国外的客户,大多数是新加坡的,中国的一个月之内可能有一两个,”她说。

“现在我每周有一两个客户从(中国)国内出来,而且继续见到很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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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生育专家和妇科医生潘欣仪说,疫情后自己接待的海外就诊者数量增加。 Source: Supplied
她说,从中国过来的问诊者大多数是单身的女生,她们想要冻卵或者用捐赠的精子做试管婴儿。

“我们也有很多同性情侣,她们在中国无法获得IVF服务, 所以她们过来这里使用一位伴侣的卵子,可以选自己选喜欢的捐的精子。”

悉尼生育专家兼产科医生郑开元(Charley Zheng)说,除了澳大利亚较为稳定的国际关系外,当地的环境气候以及多元文化的氛围都为海外问诊者提供了便利。

“你如果到美国去冻了卵子,两三年之后,如果国际关系搞得不好,不能再跑去,那也是非常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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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生育专家兼产科医生郑开元(Charley Zheng)认为,澳大利亚的试管婴儿行业在吸引海外就诊者方面存在几大优势。 Source: Supplied
但对于被Olivia视为不可或缺的PGT–A检测,郑开元表示,该技术不是强制性的,它在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

他解释道,这是一个“创伤性的检测”,其方法是在胎儿长到第五天变成囊胎的阶段,用激光在其外层打一个小洞,并从当中割取五到十个细胞做染色体检测。

“第三代(试管技术)并不能增加最后生孩子的可能率,”他说。

他说,哪怕胚胎通过了基因检测,也不意味着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健康的。

“我们只是仅仅查它的染色体,孩子可能还是有畸形问题;单性基因突发、隐性基因病,这些也还是有可能;比较常见的小儿自闭症也是没有办法排除的。”

第二轮试管婴儿的疗程结束后,Olivia回到了新加坡。她计划于明年年初再次前往澳大利亚,把胚胎移植到体内。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拼尽全力有一个孩子。能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有一个小家、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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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12 December 2024 8:29pm
Updated 13 December 2024 11:38am
By Nicole Gong
Source: 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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