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简妮·蒙蒂(Janine Monty)来说,过去的生活与现在大不相同。
之前尽管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她还是能按时工作,每天跑步5公里。
后来,她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奥运会游泳运动员迈克尔·克里姆(Michael Klim)也患有这种疾病。
蒙蒂说,从扑热息痛到手术,她尝试了各种方法来缓解疼痛,但都没有效果。
然后医生给她开了阿片类药物作为“最后的手段”,她说这是“唯一能显著减轻疼痛并让我恢复功能的治疗方法”。
但自2020年以来,蒙蒂被迫使用更低的剂量,她说这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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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不能再工作,不能再剧烈运动,我不再健壮。”
“我不再有任何社交生活或人际关系。因为我的阿片类药物剂量降低了,我生活在孤立和贫困之中。”
情况“触目惊心” 监管机构出手
降低剂量是2020年阿片类药物处方和供应规则改革的结果。
对于药品福利计划中的止痛药物,如羟考酮或可待因,允许重复处方的数量受到了限制,为术后需要止痛的患者引入了半尺寸包装,并强制规定了全科医生的处方剂量上限。
丹妮尔·麦克马伦(Danielle McMullen)是一名全科医生,也是澳大利亚医学协会的副主席。
她说,这些变化是监管机构关注的结果。
2020年,羟考酮等阿片类药物的处方开具和供应的规定发生了变化。 Source: Getty / BackyardProduction
麦克马伦说:“我认为,这些情况让许多人触目惊心,这是改变监管环境的部分动力,确保我们在关于适当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对话中能够改变现状。”
“确保我们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它们,而不是导致人们过度使用、滥用或依赖。”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本·丹尼尔斯博士是发表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一项新研究的高级合著者,该研究表明这些新规定是有效的。
“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通过药品福利计划获取的阿片类药物使用——公共补贴的阿片类药物——在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限制收紧后减少了,”丹尼尔斯说。
“我们确实认为,被作为处方开出的阿片类药物量确实减少了。”
丹尼尔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像蒙蒂这样的慢性疼痛患者来说,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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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澳人受到影响?
受影响的人数非常多。
据估计,有34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慢性疼痛,其中半数以上是女性。大约68%的人处于工作年龄,最常见的是40多岁或50多岁。
倡导组织Pain Australia的首席执行官吉利亚·琼斯(Guilia Jones),表示:“虽然人们确实希望跟上最新的研究结果和理解,但当你拿走某些东西——当没有替代品的时候——只会带来痛苦。”
“因此,虽然我们承认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但这样做的方式并不合适,结果是让原本就很痛苦的人群更加痛苦。”
据估计,有34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慢性疼痛,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 Source: Getty
她说:“因为慢性疼痛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人们经常被当作问题所在。”
“所以他们会去看医生,但医生不太清楚该如何处理,他们会被问及是否在编造痛苦,会被认为是在寻求毒品。”
阿片类药物并非长期解决方案
麦克马伦说,阿片类药物并不是解决疼痛的长期办法,使用一段时间后,其危害风险可能开始大于益处。
她说,全科医生可以通过慢性病管理计划提供替代疗法,为心理健康咨询、运动理疗师和理疗师提供返款(rebates),他们可以为康复过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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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伦表示,她理解对于一些患者和医生来说,获得治疗以及可负担性是一个挑战。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一直在推动提高全科医疗资金以提供全面的照顾。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一直在推动更好的全科医疗资金,以提供综合的护理。
但对于琼斯来说,伤害已经造成。
她希望看到文化方面的改变,以及慢性疼痛治疗方法的进展。
“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医学领域,”她说。
“实际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才开始研究这个领域。澳大利亚走在前列,但我们还没有在如何管理这一问题上取得突破。”
“我们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但阿片类药物问题,滥用与适当使用的危机,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分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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