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研究人员表示，澳大利亚可以利用本地种植的亚洲蘑菇，应对气候变化；
- 他们表示，澳大利亚的高生产率和自动化可以帮助降低劳动力成本；
- 研究人员称，澳大利亚可以利用丰富的农业生物质来补贴食物生产成本。
在昆州唯一的亚洲蘑菇农场，唐佳威（Simon Tang） 一直在寻找一切机会实现现代化种植。
在一段时间之前，用于蘑菇栽培的基质（生物生长的基质或基床）来自中国。但现在，它们则来自临近的本达伯格（Bundaberg）的一家糖厂。
这帮助唐佳威克服了疫情带来的供应链问题。
由于他与昆州研究人员开展了合作，并在今年早些时候获得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资助，因此有可能可以将邻近糖厂的生物质转化为基质。
现在，澳大利亚可以从这里获得本地生产的金针菇、鲍鱼菇和杏鲍菇等外来蘑菇品种，而这些品种在亚洲国家如日本、中国和泰国非常有名。
他说，在澳大利亚销售的亚洲蘑菇约有 70% 是进口的，香菇和金针菇的零售价为每公斤 30 澳元。
唐佳威在布里斯班Park Ridge的工厂对SBS中文说：“这（合作）减少了我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他在该地设有两家工厂。
Chinese-born Australian mushroom grower Simon Tang secured larger-scale federal government funding to prove the viability of sugarcane bagasse as a substrate to produce Asian mushroom. Credit: SBS Chinese/Tianyuan Qu
他提到，使用澳大利亚的基质在本地种植和销售的亚洲蘑菇，比进口的同类产品便宜10%到15%。
他说最近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合作，也为出口包装蘑菇提供了可能。
“我们的计划是，一旦整个供应链建立并运行，我们就有可能出口蘑菇到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邻国。”
更广阔的前景
如今，昆士兰科技大学农业与生物经济中心副教授张占营（Zhanying Zhang）等一些研究人员也希望与该公司合作，将甘蔗生物质应用到更广领域。
Sugarcane bagasse is used as mushroom substrate at Simon Tang's Queensland farm. Credit: SBS Chinese/Tianyuan Qu
澳大利亚可以利用其丰富的农业生物质来补贴食物生产成本。张占营
“在中国，甘蔗纤维通常被转化为纸张或纸浆等其他产品，而在澳大利亚，这一过程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他说。
他解释说，部分甘蔗渣会被焚烧发电，但在有大型糖厂的地方，甘蔗渣会过剩，并通常被囤积起来。
他补充说，这可能会带来安全和环境风险，如自燃和粉尘排放，使糖厂工人和周边社区受到威胁。
如果我们能利用农业生物质去种植蘑菇，那将是双赢。张占营
此外，用于种植和运输蘑菇托盘的灵活智能蘑菇容器也被考虑用于未来的生产。
张占营说，这些容器可以配送到海外，在那里蘑菇的生长条件可以被随时随地控制和监测。
Flexible smartroom mushroom containers could be exported and growing conditions controlled remotely by Australian producers. Credit: Simon Tang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还希望生产蘑菇“肉”和香菇零食，这些产品目前正在被进口到澳大利亚，并在一些超市销售。
“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张占营说道。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其他资源来生产肉类，那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张占营
澳大利亚蘑菇种植者协会（Australian Mushroom Growers' Association）认同这一情况，国内消费者对外来蘑菇需求在增长。
“五年前，你只能去专门的亚洲超市才能买到香菇、金针菇和木耳。现在，在我们当地的IGA超市就能买到，”该协会总经理利亚·布拉米奇（Leah Bramich)说道。
布拉米奇女士认为，本地种植的品种或将有巨大的出口潜力。
“任何在澳大利亚种植、销往海外的产品都大有前景，因为澳大利亚被视为一个美丽、郁郁葱葱的绿色国家，”布拉米奇说道。
Kenon is Australia's largest producer of Asian mushrooms. Credit: SBS Chinese/Tianyuan Qu
她坚信蘑菇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蘑菇没有坏处。它对你非常有益。”
“蘑菇是一种非常可持续的食物。它们可以在少量的土壤上快速生长，使用非常少的资源和可以回收的基质。”
获得研发资金的障碍
回到他的农场，唐佳威说，当他第一次接到电话，得知将甘蔗渣转化为蘑菇基质的政府资助获批时，他感到“惊讶”，并将这一结果归功于“好运”。
我们还提到，新工厂将增加 40 到 50 个工作岗位，这受到政府欢迎。唐佳威
张占营补充说，以前澳大利亚用于研究的资源非常有限，重点都放在了其他领域。
“现在我们更加专注于解决生物质问题和全球脱碳。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在增加，企业也看到了机会，”他说。
他的团队也有兴趣探索澳大利亚本土的蘑菇品种，这可能有助于“改善澳大利亚的边远地区发展”。
不过，他补充说，研究补助和资金申请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 。
例子之一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为应对关键行业挑战而设立的行业奖学金，在上一轮资助中，成功率仅为8%。
资金挑战
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高级经济顾问Liu Mingji和他的团队研究食物系统以及澳大利亚如何更好地分配、种植和销售食物。
CQU former vice president Helen Huntly, Senator Bridget McKenzie, Federal Member for Hinkler Keith Pitt and Kenon Corporation owner Simon Tang at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mushroom farm and factory in Bundaberg.
2019-2020年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为2.5%。
Liu Mingji说：“我们实际上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合组织的平均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上升，而澳大利亚却落在后面。”
如果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发展方向对比，这问题令人担忧。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更加重视创新支出。Liu Mingji
他补充说：“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保持在科技前沿……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保持对科学的整体投资。”
他认为，众多科学活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几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他表示，有必要重新思考科学家创新的方式，例如更快的拨款制度。
Kenon wanted to explore ways of growing exotic mushroom varieties such as oyster, enoki and pearl in Australia without the need to continue importing spores and substrates. Credit: SBS Chinese/Tianyuan Qu
他说，资助者有更多的空间去承担研发支出的风险，像风投公司一样思考，采取组合投资的方式。
“只看单个研究项目并询问其可能的回报和影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Liu Mingji说道。
他补充说：“他们在一百个不同的项目上花钱，他们知道其中99个可能失败，但只要能有一个成功，他们就能赚回所有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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