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一次体检中，我和一位医疗技师闲聊了几句。在听说我是悉尼大学中国政治方面的高级讲师后，她发出这样的评价：“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难。”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她的意思是疫情封锁期间，网上教学肯定很难。但接着她问：“您是如何克服自己的偏见的?”
我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所以我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一定会带有偏见吗？我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是否真的会让我成为中国体制的盲目支持者？还是我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拥抱，让我变成了一个激进的中国抨击者？
当然，我以前也想到过这些问题。但在当前澳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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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一名自称为“中国爱国者”的学生指责我为“台独支持者”，这是我十年教学生涯中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事情是缘于我在课堂上的一番言论，当时拜登（Joe Biden）当选，诸如西藏、新疆及台湾等问题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的紧张。而在当天的同一堂课上，一名非中国学生抗议说，在希望避免将学术分析转化为道德判断的同时，我应该记住，“威权主义是邪恶的”。
在一个观念、信仰和利益日益分化的世界里，教授中国政治话题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当然，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经历总是会影响甚至推动着求索与知识扩展。但是，如果学生带着既定的固化思维来上课，拒绝接受不同的观点，那么教育就无法实现其目的。
中国曾经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3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如果断章取义的话（毛泽东所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日伪政府之间的竞争），这听起来是片面而肤浅的。但如果我们屈服于民族主义情感、道德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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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以及我们自身
在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我努力告诉学生，事情往往不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明确和绝对。换句话说，细微之处的差别是理解中国的关键。质疑任何制度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都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如果这个制度可能依赖于审查与强制手段。然而这些年来，所有关于金融体系崩溃的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中国的一党专政一直牢固而有力。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体制的韧性和繁荣。在我们批评它缺乏自由民主价值观之前，重要的是首先了解该制度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包括其经济驱动力、合法性来源、其历史遗产和发展轨迹。
这为何如此重要？这样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这样一个中国是重要大国的世界，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仍将如此。
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爱国“战狼”的崛起，他们极力捍卫自己国家的立场。但对他们来说，了解不同的观点同样重要。
一方面，当针对西方国家在“敏感问题”上对中国的频繁“抨击”、为中国辩护时，他们需要明白，这些问题可能反映了中国制度的固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经济不平等、不同种族间关系紧张、脆弱的财产权、缺乏个人自由等等。此外，这种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自豪感和忠诚度的根源的自我认同构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令他们从中有所受益。
研究与学舌官方说法
回到我在教授中国政治时如何处理我的偏见的问题上，我想，中国移民的身份将永远影响我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反映了与我们的身份和经历相关的价值观和信仰。
如同我的学生一样，本文的一些读者可能认为我对中国的批评太过了。在其他人眼里，我可能显得不够挑剔。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观点来自于我自己的经历、我对重要信息的分析、与许多学术思想人士的接触以及与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主们的交流。
我试图通过这种研究驱动的方法让学生了解到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澳大利亚有关中国的公开辩论中，这种做法基本上是缺失的。然而，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在仔细评判观点和事实的基础上寻求知识和理解，我们的讨论就只能是不加区别地接受和简单地重复官方言论或媒体报道，不论它们出自何处。我班上的学生们所反映的是他们所在故土的观点。在当前的环境中，这使得展开富有成效的分析和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作者Minglu Chen博士为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问题方面的高级讲师，没有为任何公司或机构工作、提供咨询、拥有股份或接受从本文受益的资金，并披露了其学术职务以外的任何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