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黛拉·科菲（Stella Coffey）在2018年从英国搬到澳大利亚时，她和我们一样，都不知道大流行即将来临。在2020年4月之前，她可以回到英国进行短期拜访，然后再回到她安家和工作的澳大利亚。当新冠来临，国境关闭，她才突然面对离家很远的现实。
“尽管英国大部分时候也是封锁，但有时我的家人和朋友也能聚在一起，对我来说就是错过了我姐妹40岁的生日，我祖母的葬礼，我侄女的出生，我最好的两个朋友的宝宝们出生，和一个非常亲近的朋友的婚礼”，科菲告诉《洞察》。
她说错过了那么重要的家庭活动，她感到“非常有负罪感”。
“我决定来澳洲单纯是为了我自己，不是工作，不是伴侣，只是为了体验一下在一个美丽的国家生活。”
“我和全世界一样，没有预见到大流行的到来，但是因为边境一直关闭，我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留下来与长期的负罪感做斗争还是缩短我的签证——我还剩下18个月——去见我爱的人们。”
科菲决定辞掉澳洲的工作，回家去。在悉尼的最后一个月，她安排了满满都州内旅行计划和社交活动来跟朋友说再见。但是Delta变体病毒来了，让整个州进入了封锁。
这也让我觉得搬家的决定是如此被迫的，这让我感觉留下了很多苦楚。
“坦白说这真的非常让人难过。这让我觉得整个体验是残缺的，”她补充道，她被迫在留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两周里独自住在一间Airbnb中。
“我超幸运交到了一群特别棒的朋友，对我来说，和他们说再见并感谢他们与我在悉尼共度的时光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让我觉得搬家的决定是如此被迫的，这让我感觉留下了很多苦楚。”
新冠挫折
心理学家Adam Gerace博士告诉《洞察》，大流行中很多不适感来自于人们感觉到失控。
中央昆士兰大学积极心理学课程负责人Gerace教授表示：“我们了解到，很多人的痛苦来源于试图控制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外界的事物”。
“对事情感到难过是正常的，对挫折和计划的改变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现在要考虑的是我们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事，并对我们自己好一点。”
Gerace博士说，在此期间，人们可以采取一种方法来帮助自己，这种方法称为“以平衡的意识保持我们的思想”。
“我们不会被我们的想法纠缠住，被它们打垮，但是我们也承认它们，我们尽可能地试图留在当下的这一刻”，他解释道。
Gerace博士告诉《洞察》，大流行期间很多时间都被花在了担心未来上——希望事情会变好，或者因为担心某件事情失败而过度焦虑。他说，人们要么陷入焦虑循环，要么走上了相反的路，试着完全避免这种令人痛苦的想法和感受。
COVID has changed the way we live, and the plans we had in place beforehand. Source: AAP
“关注我们的痛苦是可以的，承认眼下事情很糟糕，如果你想你是可以感到悲伤的，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更广泛的人类体验。”
当计划出错的时候，Gerace博士说，想一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想要做某事以及它背后的价值，然后适应这种情况。
“对于这些计划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安、或焦虑或悲伤，经常是因为你想要和你爱的在乎的人在一起，但是我认为最终如果我们看向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呆在爱的人身边吗？”
“成为一个好的伴侣、兄弟、姐妹、母亲，无论什么，我认为这些可以一定程度上地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目标的挫折，寻找解决的办法。”
“我们是否能够调整特定的计划，也许婚礼不会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可能会是一小群人，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实现，但是，在有时不得不处于不确定的焦虑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在我们拥有的条件下实现的我们想要的目标？”
“能过与这种不确定性共处，并意识到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始终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尤其是目前生活的一部分。”
至于科菲，大流行已经让她明白了朋友和家庭有多重要，事情多容易变化。
“新冠已经迫使每个人重新评估什么是他们相信最重要的，以及凸显了对于生活会如何发展我们几乎没有掌控力，”她说。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更加相信我的直觉，做当下我觉得对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