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中生活的数以亿计的人受到了遏制新冠病毒疫情措施的影响。据报，他们被要求通过手机提供类似体温这样的信息、一些社区中每户只有一人能够获准在数天之内外出购买食品。其他居民区的访客不能进入别的小区，公众集会活动也被取消了。
尽管一些对人们健康和行动的监管措施采用了手机应用程序，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依靠的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他们站在小区门口站岗、强制隔离和进行体温检测。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限制病毒扩散所做的努力。报告提到了社区参与在封城决定中的重要性。然而，动员志愿者给大楼站岗和进行体温检测的做法依赖于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中建立的治理体系。这意味着这套做法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一定适用。
本地志愿者
中国城市治理——以及近期的新冠疫情封城——受到当地居委会的监管。它们的前身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确立管理的1950年代。城市被划分出居委会，由数百家庭、居民小团体以及更小的群体构成。居委会由中共指派的官员和志愿者组成，负责维持秩序、张贴宣传材料以及动员政治运动。
在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居委会的重要性获得提升。私有企业的增加意味着国有工作单位雇佣的人员——这些人由单位提供住房、安排上学和组织社会活动——人数减少。工作单位的职责转移给了居委会。如今居委会管理失业和退休金、公众健康、当地环境。它们仲裁家庭纠纷、促进文化活动以及帮人们找工作。
1990年代末期，两个或者三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大社区的情况很常见。这些社区由多达16000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构成，其中包括类似公司和本地学校这样的组织。在社区里，居民代表集中选举居委会成员，这些人通常是女性。中共通过选举和指派党代表的方式进行控制。当地市政治理，在某种程度上由社区居民自己负责。
中国城市治理的演变赋予中共密切监管城市的能力，特别是在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监控系统之后。这无疑成就了近几周针对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措施。
然而，尽管中国政府肯定有能力进行压制，但是将居委会简单地视为一个致力于全面实施控制的威权国家工具，未免过于简单化。
共同经验
许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来自本地社区。这意味着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封城带来的不便——比如居住小区外有人站岗和检查体温——并不一定让他们觉得是强加在身上的事情。相反地，它们是一种可以让人们团结一心的共同经验，就像武汉高层住宅居民一起喊加油的事情所展示的那样。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扩散，其他国家必须小心学习中国如何控制它的经验。其他国家的城市因为没有类似的政治文化，所以没有能力复制中国做法，也没有相同的治理架构。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因为其中一些灵感来自于苏联，但是它绝对和西方有所不同。
相对地，如果证实封城是遏制病毒的最有效方法，那么官员必须审视自己在治理军械库当中到底有什么工具能够使用。
这其中包含有警察和其他紧急服务部门，同时还有慈善组织和社区团体。他们通常已经和市政府有紧密合作，而且能够动员自己的成员采取行动。这可能包括检查弱势的居民或者协助运送食物给那些隔离的家庭。未来几周我们城市和社区的韧性将会接受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