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年的战时规定，澳大利亚军队会强征部分民用船只为军方提供服务。而常年往返于西澳Fremantle和新加坡两地的Gorgon号也不例外，逃脱不掉被强制征用的命运。
二战时期的部分海域也是硝烟四起。Gorgon号的船员们深知在这个时候出海的风险。因为就在几个月前，Gorgon号在行驶到新加坡附近海域时就遭遇了日军飞机的轰炸。
当时船上满载着数百名从新加坡逃往澳大利亚的战争避难者。船体被炸弹击中三次，其中有两枚炸弹引发熊熊大火。
最终，Gordon号安全抵达西澳Fremantle。但在他们远离的身后，新加坡被日军攻陷，13多万名联盟国军队士兵被俘，其中有1万5千名澳大利亚人。
另一方面，身处相同境遇的数百名中国海员也于不久前在Fremantle和悉尼市发起要求加薪的抗议游行，最终赢得诉求，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两名在Frenmantle抗议的海员被澳大利亚士兵开枪打死。
当Boon Juat Lee和他的船员拒绝出海后，澳大利亚有关部门立即下达逮捕令，并把他们关押在一个战俘收容所内。
根据当时的收押记录，当年24岁的Boon Juat Lee身上全部财物总价值仅为97美元9磅，另有两个大衣箱，一台打印机和一把曼陀林。
记录中并没有显示Lee和船员到底被关押了多久。最终，Lee和之前参与罢工的中国船员一样被澳大利亚军队强征入伍，成为“澳大利亚军队第七雇佣团”的一员，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一份由澳大利亚某高级安全官员所做的报告显示，中国船员对当时澳大利亚军队给予的报酬极其满意。
除此之外，报告还认为，这些船员已经习惯了部队里恶劣的生活环境。原文这样写道：“无论是拘禁还是入狱服劳役，反抗者都欣然接受任何形式的惩罚。在新南威尔士州，Long Bay Gaol惩戒中心内的中国船员都很不情愿离开那里”。
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八个月后，1943年8月，Boon Juat Lee和其他被关押的船员被转移至美军在布里斯本的Small Ships Division基地。在那里，美军招募了数百名中国人修建能够运送美澳士兵的小型登陆艇。他们一直在那里服役至1945年10月，二战结束。
定居悉尼19年后 永居申请被拒
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既没有意图为这些海员解决战后户籍问题，也没有打算安排他们回到中国。但Boon Juat Lee打算前往悉尼，因为在澳大利亚的这段期间，他与一名澳大利亚女子June Merle Baker暗生情愫。两人在当时还诞下一子，取名叫John。
但在当时，Lee已被要求搭上一艘从布里斯本出发前往香港的遣送船。最终，Lee想方设法让自己在美军位于布里斯班而的一个军营内又服役3个月，手下管理另外10名中国厨师，为营地内数百名士兵提供伙食服务。
最后，Lee成功前往悉尼，从此开始了好多年担惊受怕被遣返的日子。
1947年，Lee与人合伙在悉尼Granville区开了一家鱼店，他希望这门生意能够成为他有意留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证明。
但这样的理由对于时任工党背景的移民部长Arthur Calwell来说并不充分。Calwell下令Lee必须离开澳大利亚。而遣返的日期就定在Lee和June的第二个孩子，小女儿Marlene出生的三周以后。
最终，Lee说服移民部临时取消遣返决定，但前提是，Lee需要证明，他经营的生意年贸易额至少达到500磅，相当于今天的约2万6千澳元。
在经手了几桩出口生意后，Lee最终达到了要求。1950年6月，移民局给予他豁免文件，允许在澳大利亚再居住5年。之后，移民局将对Lee进行两次审核，延期最长可以至1965年6月。
1961年1月，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9年的Boon Juat Lee正式递交永居申请。
A．L．Hall是当时面试Lee的移民官。他在记录中这样形容道：“Lee先生外貌端正，他的举止和特征更像欧洲人，而非中国人。他熟知本地事务，但对从政没有兴趣。Lee先生的英文相当好，他被社会同化的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准，这得益于他与澳大利亚本地人的长期婚姻以及在澳大利亚诞下的两名子女。他可以被视为准备完全融入澳大利亚生活的人”。
但Hall在报告中也提到唯一的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反对给予Lee永居权。
回国见母最后一面受阻 至死不被批准入籍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认为，Lee是“中国青年联合会”的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当时的澳大利亚自1949年以来连续23年都由联盟党执政。联盟党政府支持安全情报组织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是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
安全情报组织的解密文件显示，Lee和家人经常出入“中国青年联合会”的多个主要社交场所，他还让女儿Marlene偶尔在一些场合表演踢踏舞。
安全情报组织在报告中这样写道：“Boon Juat Lee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为感兴趣；如果有任何人指责中国，那么他会竭力辩护”。
移民局秘书长Tasman Heyes接受了安全情报组织的反对意见，但他同时也采纳了另外一位高级移民官认为安全情报组织的指称不足以严重到拒签的建议。
1964年，Lee在中国76岁高龄的母亲病重，但移民局拒绝给予Lee探亲返澳的签证。
1969年，Lee再次接到母亲病情加重的消息。最终，他申请了身份证明书，作为回国探亲的出行文件。这一次，移民局终于态度缓和，给予Lee回国入境签证。在离开中国40年后，Lee第一次回到了在中国海南的故乡。但不幸的是，由于行程被耽搁，Lee最终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在回到澳大利亚生活后，1966年，Lee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
1974年，Lee再次提交公民入籍申请。当时，工党在1972年上台执政。工党秉承不已已知或涉嫌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而拒绝继续公民国籍的政策。因此，按常理，Lee的申请应该会被立即批准。但安全情报组织始终未能言辞明确的就Lee的申请做出最终决定。更不幸的是，1975年11月，工党未能成功连任，Lee的申请再次悬而未决。
1978年，Lee被移民局传唤回答问题，之后回家等待消息。
Lee最后一次进入移民局的大概时间是1982年，这距离他首次抵达澳大利亚已经过去40年。后世认为，Lee的入籍申请早已遗失，移民局也失去了同他的联系。
Lee的女儿Marlene回忆到，父亲经常外出各地，直到1994年去世。
父亲去世后，Marlene把父亲的部分骨灰与母亲的骨灰合葬在悉尼的Rookwood公墓，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母亲位于加拿大故乡Alberta的老宅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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