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數十年，澳洲很多家庭選擇了多代同堂一起居住的模式。
親情連繫和生活開支是不少家庭作出這個決定時所考慮的因素，但不止於此。
新南威爾士大學城市未來研究中心（City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UNSW）高級研究員廖宇立博士（Dr Edgar Liu）接受的訪問，分析澳洲多代同堂居住的現狀和趨勢。
在廖宇立的研究當中，從 1980 年代中開始到 2010 年左右，大約有 20% 的澳洲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
他認為，在過去十多年期間，這比例大致相同或有所增加。他說：「當中這些群體（的數量）當然有升有降 ，但是差別很少。」
雖然在多代同堂生活模式中，來自東亞、中東和歐洲一些地方等特定文化背景的群體所佔比例相對更高，但在澳洲的多元文化社區中，更為廣泛的族裔群體在綜合各方因素的考慮下，同樣選擇了這個生活模式。
Dr Edgar Liu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NSW's City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Source: Supplied
「從比例來看，來自中東或者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的人相較其它地方的人口，選擇多代同堂的人會多一些， 因為這是傳統上的習慣。」他指，許多來自這些背景的人，移民來澳之後也仍然延續這種生活傳統。
但他亦提到，如果把時間拉得更長的話，其實多代同堂並不是最近幾十年才興起的現象，在百多年前的西方國家亦多有出現，這受到當時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制肘。
他說：「當時，一來地方很大，居住在很遠的地方，駕車上班並不普遍，而且當時並沒有那麼發達，也沒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允許自己搬出來住，租屋也不是說很普遍的事情。所以通常都是會在家裡一直住到自己結婚組建小家庭等等。」
為何選擇多代同堂一起居住？
為何選擇多代同堂居住？這背後有各種因素，包括情感、經濟、傳統以及現行政策等因素。不僅是在澳洲，而且在其他國家同樣如此。
有人選擇一起居住是基於種種益處，例如家人的親近和照顧；有的則是出於必要性，例如應對由離婚、健康問題或失業等引發的危機。
廖宇立提到，無論來自甚麼背景，人的生活習慣都會受到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在澳洲，選擇多代同堂居住的一個考慮因素就是居住成本的問題。
「因為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費用都是非常之貴…… 尤其是近來生活開支的水平很高。」
不同代、不同群體亦有各自的生活考慮。
很多年輕人在成年後的最初幾年仍然與父母同住。澳洲家庭研究院（AIFS）的數據顯示，在 1991、2001、2011 以及 2016年，年齡介乎 20 至 24 歲的年輕人中，與父母同住的比例約在 42% 至 43% 之間，而 1981 年卻是 36%。
廖宇立說：「一些年輕人沒有搬出去，並不是說不想搬出去。一些人覺得可以分擔一些日常開支，是比較化算一些，無論是對哪一個年紀或者哪一代的人來說。」
再者，有些年輕人失業、無收入來源，亦難以支撐獨自生活的成本。
學者分析，當中還有更加複雜的社會因素，例如接受教育的時間更長、就業市場的變化、勞動力「散工化」以及更遲建立家庭等。
澳洲統計局的一篇報告《聚散離合：年輕人的生活安排（Home and Away: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Young People）》 提到，與年輕人生活安排有關的因素，包括其經濟保障水平和住屋負擔能力。
傳統上，搬出父母之家是從依賴的童年過渡到獨立的成年的重要一步。住屋和居住安排的變化往往與完成學業、開始工作等人生里程碑有關。
而自 1970 年代以來，年齡介乎 20 至 34 歲之間的「年輕人」，往往較遲達到很多主要的人生里程碑，這反映在生活安排的趨勢上，也表明更多年輕人住在父母家中。此外，更多搬出父母之家的年輕人是在租住物業，而非置業。
按照經濟學家的分析，在經濟面臨挑戰的時期，新組成家庭的數量通常比預期少，因為希望能夠共同承擔經濟風險，人們更有可能選擇住在一起。
有社會人口學家認為，多代同堂生活方式有正面的益處，生活成本和風險由更多方負擔，而且這種家庭的緊密關係、相互照顧對社會來說是健康的。
簡而言之，這當中涉及各種情感需求和經濟利益，包括益處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
廖宇立提到一些例子，例如有家長離婚後，一些年輕人認為應該要留在家裡陪伴，或是幫忙照顧年紀較小的弟妹等。
而對於一些中年人來說，工作了 10 年、20 年，如果想轉行的話，「如果有其他人幫你分擔一些責任，例如經濟責任、照顧小朋友的責任、照顧老人家的責任，就可以比較安心，也比較容易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Source: AAP
廖博士說：「對於第一代移民的話，初來乍到，鑑於經濟環境或沒有語言環境可以獨自居住的話，那麼就會考慮多代同堂居住。同時傳統也會（對這種選擇）有影響。」
而對於一些家庭來說，選擇和長者同住，或者長者選擇和兒孫輩同住，同樣基於各種現實。
在廖宇立的分析當中，原因之一是人們對養老機構的環境、服務和費用的考慮，尤其是在近兩年多新冠疫情的衝擊下。
他說：「首先是近幾年，有很多新聞提到養老院的情況比較差，尤其是這一、兩年。那麼這種情況下，一些人，不僅是東方人，西方人亦會認為：可能自己照顧會比較好一些。還有一些人會覺得送到護老院也比較貴。」
「有人覺得，雖然父母上了年紀，但也在不停為家庭做貢獻，譬如照顧小朋友、做家務、做義工等等，這些在大家同住時就會更多體現出來。」
還有一些老人家希望和兒孫同住，因為可以有多一些的時間陪伴小朋友，是「比較寫意」的事情。
廖宇立說，他進行研究調查時，問受訪者為何選擇多代一起住，「許多人說，因為經濟上容易一些，或者說分擔一些費用的時候容易一些。」
但他也提到：「當到我問他們有哪些好處的時候，其實經濟因素所佔的考慮比重很低。大家最重要的考慮是『我可以多些時間和父母一起』，又或者是『多些時間和小朋友一起』。」
但多代同堂居住的選擇並非一成不變。
廖宇立提到，在其同行的一些研究中，「有一些老人家認為，已經來到西方國家，那麼就入鄉隨俗，不一定要跟著子女，起碼政府也有幫助，那麼就可以考慮自己搬出去住。」
而對於一些暫時回家居住的年輕人，無論其本人或者家長都會覺得，「這是暫時的情況，不會一直持續。過一段時間，情況改變，就會搬出去。」
相見好，同住呢？
同一屋簷下，便利和不便、支持和衝突總有。歲月靜好的背後不僅是有人負重前行，還有各方大量的妥協和退讓。
養育孩子的瑣碎、處於職業生涯十字路口的時刻、年邁的行動不便，這一切在一大家細面前表露無遺…… 當然這一切都有另外的一面 — 情感上的關懷和經濟上的幫助 — 一起慶祝兒孫的成長里程碑、共度時艱彼此扶持照顧等等。
澳洲和國際上一些研究社會發展趨勢的專家亦提到，多代同堂生活利弊皆有。但一些好處可能是以犧牲個人空間和私隱作為代價，畢竟這種生活安排相對來說比兩代人的家庭一同居住甚至獨居更為擁擠。
對所有家庭成員來說，如果居住條件過度擁擠，可能導致較差的健康狀況和更大的壓力。
廖宇立提到，個人空間和私隱問題是最常提到的問題。
「如果大家一起在餐桌工作或者讀書，那麼你會聽到所有人講的事情，這真的挺不容易。」
「你很難請朋友來到家中，因為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會在場，那麼你很難有自己的私人談話時間和空間，所以這是現在的房屋設計所帶來的一些難處。」
他提到，近十幾、二十年的房屋設計更為偏向開放式，如果是多代同堂居住的話，這讓個人空間更為受到擠壓，尤其是近三年的新冠疫情當中。
再者，多代同堂居住需要的地方更大，考慮到房價，一些家庭通常是搬到較遠的地方。那麼相對來說，各種設施服務不一定那麼便利，一些人需要開車外出，又或者是花很多時間在公共交通方面。
在廖宇立的研究當中，經濟並非導致家庭衝突的原因。反而是中間一代，可能會面臨較多的衝突，因為有人覺得父母和兄弟姐妹同住，覺得自己就毋須再承擔相應照顧老人的責任。
還有的多代同堂居住不僅涉及不同代，還會涉及跨文化背景的不同代，彼此磨合和妥協的地方也更為之多。語言障礙、文化差異、育兒理念的不同等等都會帶來一系列挑戰，要達到相對和諧的狀態需要各方做到更好的平衡與克制。
Source: AAP
同一屋檐下：一碗湯的距離
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去嘗試解決問題。
公用空間和個人空間的界限顯然很重要。
同一屋簷下，盡量營造「一碗湯的距離」是一些人嘗試的方式之一。
這對澳洲的房地產市場帶來改變。
一些房屋的設計盡量增加更多的空間和分割，例如在獨立屋的後院裡加建祖母房或「姻親房」（Granny Flat）。
2021 年 7 月， 布里斯本一座新設計的多代同堂房子在本地機構組織的房屋大獎中，被評為 2021 年澳洲年度房屋。
設計師說，房屋設計靈活、能夠讓家庭成員多樣化使用，既有開放性，也顧及私隱。
其設計理念是每個人都覺得仍有自己的專屬空間，但是仍然有好的共用區域；而且重點考慮空間分隔的靈活性。這意味著有需要的話，空間可以進行分割，但是如果有家庭成員搬出去的話，這些空間仍然可以整合。
廖宇立認為，在住宅單位的設計方面，除了一房、兩房的設計，還可考慮三房、四房的設計，滿足更大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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