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權委員會於2018 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發現，只有百分之 4.1 的議員是來自非歐洲國家的背景。而相對在整體人口中，這個比例估計佔百分之 21。
同時，現在的內閣也反映了同樣的比例情況，在現任內閣的 24 位部長中，只有原住民部長懷亞特是來自非歐洲背景。
雪梨政策實驗室（Sydney Policy Lab）署理總監、亦是澳洲前種族歧視專員索普馬薩內（Tim Soutphommasane）教授說，這些數字並沒有改變，而在 5 月 21 日的聯邦選舉後易不太可能作出改變。
他表示：『按照目前的形式，你必須將非歐洲背景的議員人數至少乘以五，才能達到代表我們今天的情況。』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反映我們的國會，其合法性就會受到影響。這亦意味著我們社區中的人士不一定將他們視為是屬於我們的主要機構的一部分。』
近一半的澳洲人是在海外出生又或是至少其中一名家長是在海外出生。但在國會的代表性方面，澳洲似乎落後於其他國家。
在英國，來自少數族裔背景的國會議員佔下議院的總議員人數一成，而對比起當地總人口的比例則為百分之 14。至於在當地的上議院中則有百分之6 的國會議員是來自少數族裔群體。
在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人數有百分之23是來自少數族裔，而人口上的比例為百分之 36。
索普馬薩內教授說，澳洲人意識到這種差距，而他們的挫敗感正在加劇。
他說：『最重要的是，我們社區中的人士可能會覺得他們被排除在我們這些重要機構之外，並覺得他們是二等公民。』
『如果我們的主要政黨不解決這個問題並開始認真考慮文化多樣性並為他們的候選人設定目標以確保我們社區有更大的代表性，那麼我們不太可能很快看到有關的改變。』
五年前，有 116 年歷史的一條澳洲憲法條款威脅著政府的國會議員。
該項第 44 條憲法是禁止任何擁有外國公民身份或或有權享有外國國民或公民權利的人士成為國會議員。
總共有 15 名在任政客因雙重國籍問題而下台，這讓當時的譚保政府在下議院中一度喪失擁有大多數席位的優勢。
但五年後，兩大政黨最近亦再次陷入困境，他們亦因第 44 條憲法而各自失去了一名候選人。4月初，工黨在雪梨Hughes 選區的候選人桑巴拉斯（Peter Tsambalas）因為未能解決他擁有希臘和澳洲雙重國籍的問題要被逼要退出競選。
一星期後，自由黨參議員斯莫爾（Ben Small ）在意識到自己是擁有新西蘭國籍的雙重身份後辭職。 他後來獲當局批准放棄他的新西蘭公民身份後，才能夠重新加入參選。
墨爾本大學的憲法學專家桑德斯（Cheryl Saunders）教授說，有關憲法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制定的。
『該部分實際上使用了「外國勢力的子民或公民」的字眼，所以問題是：1901年澳洲憲法生效時，誰是外國勢力，而澳洲當時是否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當時那個非常大的大英帝國中，並沒有任何國家是屬於所謂的外國勢力，所以當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後，這便給我們留下了需要決定如何管理（這個情況）的局面。』
要改變憲法的任何部分，澳洲都需要進行全民公投，而這將是漫長而昂貴的。
但在一個被譽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國家的澳洲而言，桑德斯教授表示，毫無疑問，第 44 條顯然是需要處理的一個問題。
不過，單單更改第 44 條亦不能解決國會的代表性這個問題。一些多元文化社區的人士表示，政黨對他們參與政治的結構性障礙，亦令到國會未能出現多元化的景象。
雪梨西南部的Fowler選區是工黨的大本營，但該黨去年在當地選擇候選人時，令到澳籍越南裔的律師圖勒（Tu Le）感到憤怒，因為工黨在預選中選擇了住在近 50 公里外、並是在美國出生的簡納莉(Kristina Keneally)而不是圖勒為工黨在該個選區的候選人。
圖勒說，非白種澳洲人參與政治的障礙是多種多樣的，她相信兩個主要政黨都需要很大的意願，才能消除這些障礙。
她說：『首先是你對這些機構沒有甚麼知識，也沒有聯繫和網絡，這些是你必須有組織地建立並開始建立的一些東西。』
『我幾乎有這種感覺，就是覺得我們仍然是這個國家的客人，我們沒有權利參加好像競選國會等的事情。』
自由黨負責競選活動的一名發言人表示，該黨「有派出來自不同背景的候選人這個能夠引以為豪的歷史，這些候選人亦反映了我們偉大的多元文化社會」。
而工黨則沒有對有關情況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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