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一代余波未了:更多原住民儿童进入政府照护

April Lawrie, Commissioner for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BS News).jpg

这是个关于一位祖母如何与州儿童保护部门交涉,将孙辈带回家的故事。请点击音频收听播客。


在南澳,一项公开调查发现,被带离家庭的原住民儿童人数正逐步接近 “被偷走的一代 ”的水平。

每 10 名原住民儿童中就有 1 名受到州照护,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预计这一数字将在 7 年内增至每 100 名儿童中就有 14 名。

南澳原住民儿童和青少年事务专员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解决报告中所发现的导致不必要的带走原住民儿童的政策。

这是一个关于一位祖母如何与州儿童保护部门交涉,将孙子带回家的故事。

“你现在越来越重了。” 在南澳西海岸的一个偏远小镇上,一位维兰古族(Wirangu)妇女抱起她三岁大的孙女。
这个小女孩在两岁时被安置进了一家青少年之家,从此离开了祖母的照顾。

就在她三岁生日前,她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送回祖母身边。

这位祖母--我们暂且称她为“苏珊”,因为出于法律原因,SBS 不能透露这个家庭的身份--现在苏珊是她四个孙辈的公认照顾者。

去年(2023年) 7 月,儿童保护局(DCP)的有关部门因这群孩子父母的涉毒问题,将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

祖母苏珊挺身而出。她说:“我自己也体验过这种经历,那真的很难。但最关键的是,他们是我的骨肉血脉。我会挺身而出,我会照顾他们。他们是我的快乐与骄傲,他们就是我的全部。”

应 儿童保护局的要求,苏珊在一个原住民社区为孩子们找到了新房子。

她说:“上天保佑,我有一个宽敞又漂亮的房子安家。但DCP甚至从未来过我的家,他们从未在任何方面提供帮助。”

苏珊开始着手申请成为亲属监护人。然而,儿童保护局随后称她是所谓的“禁止人员”,并再次将孩子们带走。

当她走出当地儿童保护局办公室去探视区告诉孩子们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深深地印在了苏珊的记忆中。
她说:“我们除了颤抖和哭泣别无他法。我知道,那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孙子孙女,但我也明白,我必须为他们而战,并且坚强起来。我看到最小的那个孩子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我对她说:‘来奶奶这儿!过来!’三个男孩坐在我腿上哭泣。”

苏珊讲述了把弟妹三人托付给 11 岁的哥哥照顾的经过。

“他对我说:‘奶奶,我做不到。’我对他说:‘你可以的,我知道你可以。’ 那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11岁的孩子即将成长为一个大人。他对我说:‘奶奶,我向您保证,我会做到。’ 我告诉他:‘如果你们住在一起,有必要的话,睡觉时一定要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睁着。’ 他们把四个孩子安置在一所房子里,他们睡在一个房间的双人床上。他真的做到了,为了保护他的兄弟姐妹,他睡觉时一直都保持着警觉性。”

这四兄妹当时年龄在 2 岁到 11 岁之间,他们被送到离社区几百公里远的一个大城镇的儿童之家。

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半月。

后来,儿童保护局推翻了之前的决定,将孩子们归还给了苏珊,并对她提供的家庭和关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苏珊至今仍不清楚自己为何会被视为 “禁止人员”。她通过律师向儿童保护局提出的信息公开请求,至今仍未能澄清导致这一决定的原因。

但她说,2023 年初,当她的女儿和外孙与她生活在一起时,她曾与警方有过一些接触。

根据南澳法律规定,家庭监护人必须通过由儿童保护部门的筛查部门进行“儿童工作”及“禁止人员”的背景审查。
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儿童安全,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一程序会将像苏珊这样合适的家庭照顾者排除在外,因为它可能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记录牵连入内、影响决策。

“作为孩子们的祖母,她或许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她深爱着自己的孙子与孙女,但却因相关流程导致被迫与孙辈分离,而且由于种种错误的原因还被认定为‘不安全的人’。”。

这是艾普尔· 劳里(April Lawrie)的观点,她是一名科卡塔族妇女,现任南澳原住民儿童和青少年事务专员。

据估计,在 “被偷走的一代 ”时期,每十名原住民儿童中就有一到三名被带离家庭。

南澳的倡导者称,如今被带走的儿童人数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艾普尔· 劳里(April Lawrie)一直在呼吁采取紧急行动,解决她所说的 “不必要的 ”遣送问题,因为她认为南澳的决策存在 “制度性种族主义”。

“如果我们不减少原住民儿童被带离家庭的比例,那么七年后——到2031年——南澳14%的原住民儿童将由政府代为照顾监护。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一趋势,并尽一切可能全面实施《原住民儿童安置原则》,确保我们的孩子在各自的家庭、社区和文化环境中成长。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将目睹又一代原住民儿童再次被‘偷走’。”

《原住民儿童安置原则》的核心是尽一切努力将儿童安置在其家人身边,如果家庭安置不可行,则优先安置在他们的社区或原住民家庭寄养。

该原则由原住民领袖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制定,旨在避免未来出现“被偷走的一代”。
正如劳里专员解释的那样,该原则逐渐被纳入政府政策。

劳里说:“《原住民儿童安置原则》的核心就是确保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各自家庭、社区和文化的纽带中安全成长。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法律将‘安全要求’和‘主要原则’作为割裂的两个独立的条件来看待,而实际上,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安置原则强调的是在自己的家庭、社区和文化环境中的安全。当整个体系开始只关注某一个单一问题,而没有从整体视角考虑什么才是对孩子最有利的时侯,就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六个月前,专员发布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公开调查报告,对州政府在实施《原住民儿童安置原则》方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批评。

数据显示,近十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目前处于南澳政府监护之下。

被带离家庭的儿童中,只有30%被安置在亲属照料者家中, 8%被安置在其他原住民家庭中。

在《守护我们的未来》报告的48项调查结果和32项建议中,报告指出,“儿童工作”和“禁止人员”审查制度是阻碍家庭团聚的主要障碍之一。

报告发现,家庭成员往往因为一些与其提供安全和适当照顾能力无关的问题而无法通过亲属照料者的评估。

虽然苏珊的经历并未写入报告,但专员艾普尔· 劳里(April Lawrie)表示,这与许多失去孩子的原住民家庭的经历非常相似。

州政府尚未对该报告做出回应。一位发言人表示,州政府正在花适当的时间仔细考虑这些建议。

苏珊的孙辈们终于回到她身边的那一天,也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中。她和一位表亲驱车四个小时,前往孩子们所在小镇的青少年之家。

机构的工作人员接见了他们,并将孩子们一个个从停在路边的车里放了出来。苏珊保存了这一刻的视频记录。她喊道:“奶奶在这儿等着你呢!” 最年长的孩子立即跑向了她。但年纪最小的孩子却显得犹豫不决。

苏珊说:“他们把孩子们还给了我,最让我心碎的是,那个三岁的孩子看着我哭,好像不认识我了,但我还是很高兴,你知道的,很高兴。我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失去孩子后,苏珊曾寻求法律建议,并通过家人联系到了劳里专员。在专员发出一封倡导信后,经过一系列 “飞入飞出 ”的安排,当地的 DCP 办公室恢复了常驻经理管理,孩子们也随后被送回到家中。

之后,儿童保护局成功地向青少年法庭申请撤销监护令。苏珊很高兴孩子们能和她生活在一起,但她认为整个事件本可以避免。

SBS就苏珊的案件询问了儿童保护局,其发言人表示不对个案发表评论。

以下是苏珊的说法。

“我认为如果当时办公室的原负责人在的话,这一切本可以避免。可是当时是‘飞入飞出’的派遣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此他们直接做了决定。他们并不了解我的背景,更不了解我曾经历过的事情,只是根据报告和一些对话做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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