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中，我们将探讨的悲伤经历和死亡无关。这些悲伤之情的发生和存在常常难以表达和沟通。
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和语言来倾诉自己的悲哀与失落，因为这些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创伤有时很难被注意并获得及时的关切。
“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是美国杰出舞者和编舞家，我对她的作品和著作很熟悉。她以一种很美的方式描述失落感，她说，‘一个舞者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当他们停止跳舞的时候，而第一步是最最痛苦，’”希拉里说。她不想公开自己的姓名，我们暂且称她为希拉里。
她不是一位舞者，而是一位古典音乐家，意外失去了她的梦想工作。
“我的（人生）巅峰是我赢得了这个非常棒的全国奖项，我可以和我选择的任何人一起出国留学。这是一个与全球领导人共度时光的绝佳机会，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是一个令人无比兴奋的经历。但我的老板非常愤怒，从那次旅行回来后，我失去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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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与疗愈】我们为什么忌讳谈论悲哀或伤痛？（第2集）
希拉里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她并未获得公司的任何沟通。在那里，她与一小群其他专业音乐家一起工作，参与了各种有益的社区主导的演出活动。
她说一开始她感到困惑，感到措手不及，然后她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愤怒和绝望带来的伤心的打击。
Griefline的心理辅导员阿比·卡奇洛夫（Abi Catchlove）使用“被剥夺的悲伤”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未能被表达的失落情绪。
“被剥夺所形成的悲伤是一种没有公开或被接受的创伤。这可能涉及宠物的失落、流产、自然流产、由于健康状况导致的个性或能力的丧失，或者是关系破裂或友谊破裂的失落。”
菲奥娜·贝内特（Fiona Bennett）是一位在澳大利亚关系协会（Relationships Australia）担任关系心理辅导员和经理的专业人士，她表示，重要的是要承认各种类型的失落。
来自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无疑加剧了希拉里的失落感。
“我的家人对我难以走出来觉得难以理解。周围的每个人都说，噢，那就去找一份别的工作吧，为什么不接受培训然后做其他事情呢？为什么不尝试做点别的呢？这很难，也许就像在说，噢，你的配偶去世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可以选择似的。”
桑西在我们的这个系列播客的第一集中分享了她失去弟弟的故事，但在此期间，她还经历了另一种情况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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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与疗愈】依靠自有文化来疗愈内心创伤（第1集）
她自己描述这一种失落更难以应对。
“我在生完儿子后不久成为了单亲家庭，因为他的父亲离开我们了。所以我差不多独自抚养儿子，你知道，意大利人的大家庭，对他来说很好。他成长得很好，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孩，然后搬去和她住在一起，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儿子也离开了。所以我感觉我是谁的这种身份认同，是建立在我的目标感之上，目标实现，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这发生在她弟弟垂危的时候，当时新冠病毒防控采取了隔离措施。
桑西的内心创伤因缺乏对悲哀的理解而变得更加严重。
甚至在一个被委以她的感受和经历的人身上，桑西也经历了这种被忽视的感觉。
“我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法应对，于是去找了心理治疗师帮助我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有点不健康，我一个劲地存钱，或者囤积东西，希望能帮助我的儿子。”
“你知道的，我是意大利背景的。这似乎没问题，我必须补充一句，我从一个多元文化的郊区来到了一个相对非多元文化的郊区。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试着更像一个澳大利亚人。我一开始感到目瞪口呆，然后我想了想，你在这里出生，还能比这更能像个澳洲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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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旅程】澳洲的“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第二、三集）
桑西的心理治疗师的评论也触发了她分享了自己在澳大利亚上学时经历过的早期种族歧视经历。
除了感到被忽视，两种经历都表明了对身份的失落，一种悲伤的形式，最终迫使人重新构想自己是谁以及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
一段关系的破裂也可能导致这种身份认可、确定我是谁的失落。
这对于萨姆来说显然是事实，她在婚礼三个月后，发现她最好的朋友消失了离开了她，没有给她任何解释
这发生在她和新婚丈夫一起前往墨尔本探望这位朋友之后。
“我们计划了一次墨尔本的旅行，正好是我那个朋友的生日，所以我们提前几个月就说了我们很想和你见面，在这一天安排一些时间来见个面。那一天，她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最终我们还是见了面吃了晚饭，她邀请了一群她在当地的经常见面的朋友，而我们知道她每周都会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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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旅程】在澳华人移民如何看待死亡（第一集）
“所以我们向她表示感到有些失望，我们特地跨州去看她，但她似乎更重视那些经常见面的人，而不是我们。告别后，我们第二天回家，让大家稍微冷静一下。然后我再次和她联系时，发现我被对方拉黑了，每个社交平台上我都被删除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和她联系过，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五年过去了，萨姆从未得到过任何解释。
她说，这是她最难过的时候。她质疑自己：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冒犯或惹她生气了吗？我独自应对着被了断这个朋友关系的所有后果。
关系心理辅导员贝内特女士表示，在对失落存在不确定性和困惑的情况下，内心创伤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
萨姆说，在失落之后的几周里，她一直情绪低落。
她表达了自己的艰难心路历程。愤怒、伤痛，自责、自我怀疑是这个历程的主题情绪。
但萨姆找到了另一种更不寻常的方式来应对她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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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件事对我接受这个现实并能继续前行有所帮助。我的单身派对是一个画画和品酒的活动，我还保留着所有的画布，我已经涂掉了她的画，用一层又一层的颜料。目前我只是在摧毁画布。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治疗作用，感觉很好。”
贝内特女士认为，这些仪式在康复过程中很重要。
但是，即使承认了这种损失，痛苦会依然来袭。 希拉里就是这种情况。
“对我来说困难的是听音乐，尤其是我在那个乐队里演奏过的东西。它充满了回忆，也有很多身体和触觉的记忆。所以很难聆听的时不感到万分难受。我去看了他们的一场演出，我哭了一路，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了。我的感受就是，生命里失去了最最珍贵的东西。”
在《创伤与疗愈》的下一集中，我们将探讨另一种不同的悲伤情绪，那就是对自然和生态变化、消亡的焦虑和失落，对天地自然和环境变迁的担忧所引发的忧虑和伤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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