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自由分娩”（free birth），或称“野外分娩”（wild birth），是指一名女性在计划没有助产士或医生等注册医疗专业人员的监督和陪伴下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分娩。这一概念源于自然分娩运动，该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以回应对分娩过程中医疗干预程度的担忧。
澳大利亚助产士学院（Australian College of Midwives）的首席助产士艾莉森·韦瑟斯通（Alison Weatherstone）表示，当父母放弃助产士或医生等注册医疗专业人员的监督时，了解风险程度非常重要：
“自由分娩是指一名女性在没有助产士或医生等具备相应资质的医护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分娩，因此家庭分娩则指即使没有支持，仍可在家中进行。我想，这等同于自由分娩，因为自由分娩可在任何地方进行。从技术上讲，家庭分娩的定义是在医院以外的任何地方。但从澳大利亚助产士学院的角度来看，对某些女性来说，家庭分娩是一种安全选择，前提是她们得到了具有适当资质的专业医护人员的支持。”
澳大利亚并未收集自由分娩相关的数据，但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指出，大约97%的分娩于医院进行，1.8%的女性在分娩中心分娩，0.3%的女性选择在家中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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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新州拜伦湾一对双胞胎在一次自由分娩中早产并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民众对自由分娩这一做法的新一轮关注。在此之前，维州偏远地区于1月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导致婴儿出生时状况堪忧。
西悉尼大学的助产学教授汉娜·达伦（Hannah Dahlen）告诉SBS，研究表面，对于低风险妊娠的孕妇来说，由称职的助产士和反应迅速的产科系统共同参与的计划内家庭分娩效果良好：“有证据表明，由有能力的助产士在家中为低风险孕产妇进行有计划的分娩，并与产科系统建立良好的网络联系，其结果在干预率、婴儿健康和母亲健康方面都优于医院。”
韦瑟斯通表示，自由分娩的风险更大，特别是在出现未被识别的并发症时：“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在计划出现问题时制定后备计划。这包括紧急服务的检索。我想自由分娩的情况下，由于女性通常对医院系统不熟悉，当她们需要帮助时，如果医院或护理提供者不知道她们需要帮助，就可能会延误治疗和管理。”
根据澳广ABC的调查，自2022年以来，昆州东南部和新州北部已确认发生10起与自由分娩有关的灾难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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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伦教授表示，零星的报道表明，自由分娩的做法正在增加。她曾就女性在选择由注册助产士计划有计划的家庭分娩以及选择或考虑自由分娩时的考量因素进行研究：“推动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在分娩系统中的创伤经历，或者她们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例如，无法找到支持家庭分娩的助产士，无法在分娩中心分娩，或者在系统中感受到被欺凌和胁迫，以至于她们感到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绕开系统。因此，过去的创伤和缺乏选择似乎是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达伦教授认为，审视女性在主流医疗机构分娩的经历非常重要，并考虑这可能成为女性选择自由分娩的重要一个因素：“对这些女性加以指责很容易，称她们不负责任和无知。事实上，我们已经采访了数千名女性，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并出版了一本国际书籍。这些女性中的一部分是你所能遇到的最有准备、最知情的女性。不过，她们往往都受到创伤，处于两难境地，别无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自由分娩问题，我们必须停止将自由分娩视为问题所在，转而将主流护理视为问题所在。”
达伦教授曾是新州分娩创伤调查的专家证人，该调查收到了创纪录的4千份呈件，并听取了在新州医院分娩期间经历过创伤的女性的生动证词。在这些证词中，许多女性提到了体重羞辱、疼痛缓解不足以及缺乏对分娩干预的知情同意。
韦瑟斯通表示，尽管总会有一些女性选择自由分娩，但其他一些女性只是需要系统更好地满足她们的需求：“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指向了产科服务改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没有完全做到位。一些女性选择不在医院分娩，是因为她们有真正的原因。而总有一批女性会积极地选择自由分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影响她们，因为这种情况永远存在。但是，我们真正需要支持的是那些避免住院或无法获得连续护理模式的女性。她们需要在孕期、分娩和产后期间拥有同一位助产士的支持。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支持的女性，以便我们可以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满足她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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