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丽贝卡·塞加拉（Rebecca Segalla）在悉尼的公司办公室工作。但在本周的其余时间里，她将居家办公。
她说，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她可能不得不另谋出路：“我可能就得重新考虑目前的工作了。我无法每天通勤去办公室。如果公司强制我这么做，那我就得寻找其他选择。”
作为一名单亲妈妈，她每天通勤往返最多要花六个小时。她表示，每周出行超过一次将会严重超出她的预算：“光是一天的通勤费用就很容易超过100甚至150澳元。如果一周要来办公室三到四次，那将是我目前预算中根本承受不起的一大笔额外开支。”
居家办公如今成为争议焦点。此前，联邦反对党曾承诺，如果赢得大选，将要求公务员全面返回办公室，但很快又收回了这一政策。联邦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后来也承认这一政策是个错误。
记者提问：“您会请求女性选民的原谅吗？”达顿回应：“我今天就在这么做。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政策上确实犯了个错误。”
不过，一些本地及海外的大型企业也在考虑禁止或限制居家办公。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PwC）在英国议会表示，如果员工拒绝每周至少三天返岗，公司会作出相应反应。
普华永道首席人事官菲莉帕·奥康纳（Phillippa O’Connor）表示，公司不排除采取纪律处分：“就像其他雇佣政策一样，如果需要，我们会启动纪律处分程序。我们认为这对于那些极少数不遵守规定的员工来说是推动公平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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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灵活办公仍然普遍存在——超过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仍在定期居家办公。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CEDA）指出，居家办公的员工工作时间比办公室员工平均多出近20%。研究还发现，灵活工作安排使得澳大利亚的就业参与率比疫情前增加了4%以上，尤其是对主要照护者、残障人士和单亲家庭而言。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学家詹姆斯·布鲁克斯（James Brooks）表示，这拓宽了人们的就业机会：“人们从事工作的可能性实际在增加，这当然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居家办公为更多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灵活工作方式的支持者还表示，有很多方法可以保障生产力。澳大利亚电讯公司Teleperformance的副总裁加文·希普曼（Gavin Shipman）表示，雇主和员工可以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确保居家办公不影响工作表现：
“我认为企业需要配备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确保员工在家工作时也能获得成就感。同时，员工自己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自律能力。”
对塞加拉女士来说，居家办公提升了她的工作效率。她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许多澳大利亚人将面临失业风险：“我的故事并不特殊，许多职场女性和家庭都非常依赖这种灵活性。如果我们开始强制增加返岗天数，那就是社会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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