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斯（Chantel Le Cross） 独自生活，税前年收入为116230澳元。
克罗斯说在当今的租房市场上，自己的收入不能提供太多选择：“独自生活一直比较贵，我负担得起这种生活一直像是种特权。”
“但现在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了，不仅因为经济上负担不起，甚至连找住的地方都要困难得多。”
克罗斯曾独居、合租、与伴侣一起居住过。她说作为租客，新冠疫情前后的生活成本差异是“巨大的”。
研究表明，克罗斯的情况并非个例。
租金不可负担能力急剧上升
房地产研究机构PropTrack的最新报告说，中等收入家庭也就是年收入为116000澳元的家庭，只能负担租房广告提到的大概三分之一的房租。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房租负担能力已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历史最低点以下。
PropTrack报告称，2020年初至2024年底，房租增长几乎是人们收入增长的两倍。该报告使用澳大利亚统计局收入和住房调查的数据时发现，2020年3月季度至2024年12月季度，中位房租价格上涨了48%，而家庭收入中位数仅增长了25%。
波森教授（Hal Pawson）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未来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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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认为这不只是又一份讲述类似故事的熟悉话题的报告，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确实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事情一直在变得更加艰难，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的。”
“过去几年房租涨幅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求不断增加，而供应却增长缓慢，或者跟不上。”
虽然过去几年有房贷房东的成本有所增加，但波森教授说，他发现以前更实惠的住房价格的上涨“很有趣”。
不断上涨的房屋保险费和物业费也会以房租上涨的形式由房东转嫁给租客，导致租客住房负担能力进一步下降。
可负担房产如何变得更贵的？
根据PropTrack的数据，疫情前最便宜的房屋租金自2018-19财年以来涨幅最大。
波森教授表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住房供应不足，导致“租赁市场底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至少有一些人在过去很有可能住进公共住房或社区住房”。
房租援助计划等政府项目可以为这些家庭提供一些支持。
“但房租援助规定非常有限，或者说非常严格，有些人会被排除在外，”他说。
“我想说，相当多的人面临房租压力，他们没有资格获得租金援助，尤其是低收入工人。”
低收入群体的情况更糟
年龄和残疾等其他因素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租客的选择。
克罗斯表示，虽然“在租房和不租房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但即使是非传统租客也开始感受到了这种影响。
“就连我60多岁的父亲也开始理解我抱怨的事情，因为他现在要租房了。”
超过四分之三（85%）的15-24岁的家庭成员正在租房，但从2024年7月到12月，他们只能负担得起占房租19%的价格。
与此同时，13%的65岁以上家庭更没有房租负担能力。
克罗斯说，对专科医生的支持也可能基于居住在特定的医疗服务区域，这进一步限制了残疾人租户的选择。
“我也有残疾，所以我必须弄清楚，比如‘这个地方是否方便？有电梯吗？有空调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健康所需要的东西。”
全澳租房市场情况如何？
2025年房租负担能力报告发现，新州的房租负担能力最低，紧随其后的是南澳、塔斯马尼亚、西澳和昆士兰。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州的房租负担能力都是最低的，塔斯马尼亚在疫情期间住房短缺的四年里房租负担能力最低。
维州的房租负担能力最高，房租涨幅也低于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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