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貢獻類父母簽證(Contributory Parent vis) 的費用為$48,495，處理時間長達14年，而一般年老父母簽證的費用為$5,125，等待時間高達驚人的31年。
雖然澳洲現任政府將父母簽證的年度名額從4,500個增加到8,500個，但有待處理的申請仍從2023年的14萬增加到超過15萬。
澳洲容許臨時父母簽證最多10年的臨時居留，但不會提供轉為永久居留的途徑。
澳洲內政部的發言人回應媒體查詢時表示，延誤是由於資源有限和需求過高，並指出：
「所有簽證計劃都受到資源有限的影響，導致在需求增加時，申請評估會出現延誤。」
審查報告建議引入類似綠卡抽籤的系統，以更公平地分配父母簽證，甚至「完全取消父母的永久居留期限，同時改善臨時移民的機會」。
反對黨領袖達頓在5月16日的財政預算案回應演講中承諾，從2024-25年起，每年削減永久移民人數25%，從185,000人減少至140,000人，持續兩年，然後逐步增加至150,000人，再到160,000人。
但遭到移民部前副秘書長里茲維批評，達頓削減永久移民名額，就幾乎沒有父母申請簽證人士可以移民澳洲。
因為在140,000名的家庭移民配額中，三分之一將被分配給配偶簽證，這類簽證理論上是按需求設置名額，本身是沒有配額的。
瑞茲維又認為達頓由政治角度上，根本沒有解決父母簽證積壓問題的意願，因為父母的年齡將不再工作，並且（他們會接受像醫療保健卡這樣的服務）帶入澳洲的預算成本「相當龐大」。即使是貢獻型父母簽證類別，預算還是會虧損。
瑞茲維建議，由於獲得永久簽證困難，臨時父母簽證，允許初步居留三至五年，將變得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
自新冠疫情以來，來自印度的移民人數持續大幅增加，阻礙了政府控制移民總數的努力，而大學卻因限制國際留學生數目失敗，而沒有受到影響。
據報道，9 月季度有 30 萬印度人在澳洲持有臨時簽證，屬至今為止最大的單一的群體，高於 2019 年同期的 20 萬。
9月的數字包括115,000名持有學生簽證的印度人和80,000名持有研究生簽證(graduate visas)的印度人。
總理艾巴尼斯和印度總理莫迪於2023 年5 月簽署的《澳洲印度移民和流動夥伴關係協議》推動了印度學生人數的激增，該協議為更多印度學生、畢業生和早期職業人士打開了大門。
協議內容包括印度人可以申請五年期學生簽證，在澳洲學習的人數沒有限制，畢業生可以申請在澳洲工作長達八年，無需簽證擔保。
艾巴尼斯政府還簽署了資格互認機制，該機制涵蓋了包括學位和文憑在內的一系列教育資格，澳洲將承認印度職業及大學畢業生「持有類似的」澳洲資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的資格，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及一般就業。
反對黨領袖達頓早前對該協議表示歡迎，他在2023年向印度金達爾全球大學(Jindal Global University)演講時表示，「在與印度培育移民問題上，澳洲兩大政黨之間得到了強有力的兩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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