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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政治格局持续动荡，一种名为“BMW邪恶联盟”（即北京Beijing、莫斯科Moscow、华盛顿Washington） 的说法在西方舆论场引发广泛讨论。
支持者认为，在特朗普回归白宫的背景下，美中俄三国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某种程度的战略协调，甚至被形容为“邪恶轴心”。
然而，专家分析指出，这种论调既夸大其词，也未必符合现实的地缘政治逻辑。
新“邪恶轴心”的说法是否有现实支撑？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何包钢和政治评论专家杨涵在接受SBS采访时，都对这一说法持高度怀疑态度。
何包钢教授指出，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BMW联盟的概念难以成立。
“‘BMW联盟’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中俄三国的根本战略利益截然不同。”尽管三国可能在某些特定议题上达成战术性妥协，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的地缘政治矛盾深重，难以构建稳定的联盟。
乌克兰战争已持续多年，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何教授分析称：“俄罗斯打了这么久，再继续下去，经济恐难以支撑，因此莫斯科希望寻求停战。而中国则担心战争的不确定性影响‘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推进，因此北京也希望局势尽快稳定。”
特朗普在今年1月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其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他强调“美国优先”，减少国际军事负担，并重新审视对乌克兰的支持。
何教授指出：“美国国会已批准的大规模乌克兰援助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是国内经济复苏，因此有可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这可能促使美俄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妥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中俄会结成同盟。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曾有‘联俄抗中’的战略构想，但受美国国内反俄势力牵制，未能实现。”
“即便美俄关系有所缓和，也不意味着两国会真正站在同一阵营，更不意味着三方会形成所谓的‘邪恶联盟’。”
领导风格的相似性能否促成新的利益联盟？
何包钢指出，美中俄三国领导人的治理风格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也是“BMW联盟”论调产生的原因之一。
“普京曾表示‘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习近平强调推进‘一带一路’，特朗普则主张‘让美国再次伟大’，三者都展现出强势领导风格。”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表现出对普京的某种认可，甚至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北约盟友，同时流露出对集权体制的某种羡慕。
“特朗普认为美国的制度对总统权力限制过多，使他无法自由推行政策。这种想法让一些人误以为他可能愿意与普京、甚至习近平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然而，现实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强硬。
尽管他可能愿意与俄罗斯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但这更多是出于削弱欧洲、减少美国海外承诺的考量，而非出于真正的战略联盟意图。
杨涵对此表示，“特朗普个人确实对某些集权模式流露出一定羡慕，他认为美国的制度对总统权力限制过多，使其难以自由推行政策。”
但他强调：“外交并非仅由个人风格决定，国家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
中美俄的核心议题上，如贸易政策、军事安全、全球影响力等方面，三国仍然存在重大冲突。
中国的全球角色：秩序塑造者还是利益权衡者？
在美俄关系可能缓和的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样值得关注。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不断变化，试图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寻找更多盟友。
何包钢分析称：“中国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秩序颠覆者，相反，它希望建立一种‘混合秩序’，既保持自由贸易体系，又在政治层面拥有更大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摇摆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杨涵表示：“特朗普的政策四年一变，这种不确定性，反而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塑造自身作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形象。”
杨涵还补充道，美俄关系的潜在和解可能，对中俄关系也会产生连锁反应。
“如果美俄达成某种妥协，俄罗斯可能会在中亚等地区重新设定对华关系的界限，减少对中国经济与战略合作的依赖。”
换言之，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不断调整中。
然而，中国的全球战略也受到国内经济状况的制约。
何包钢教授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一些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甚至不得不向企业借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投入必然是谨慎的。”
此外，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仍然面临挑战。
何包钢教授提到：“西方智库通常拥有来自全球的专家，而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有限，难以在全球政策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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